这种特殊机制是如何设定及如何运作的?它的运作过程中已经显示出了哪些弊端?本文拟初步理清这一机制，并粗析其弊端。
小诉不受差不多成了国家司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很多案子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不了了之的途径解决的。人们谁都不相信，就相信政府。
我们把国家解决只是简单的理解为父母官断案，这是一种误解。为什么呢？因为再审制度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上诉制度，也就是说你一审完了，我可以上诉到二审，二审是终审。这八种社会，今天仍存在。这种权威，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国家机构的权威。然后喝酒的时候由长老主持，要表彰本村本族本年度的好人好事，批评本村本族本年度的坏人坏事。
山上的树木一根都不能动，谁要砍伐一根树，相当于杀一个人，家族会依族规对你进行制裁。这种方式古代有，现代还有。例如，在田野调查的第三天上午，我旁听了民事审判庭的一个房产纠纷案件，而在当天中午我与主管民事审判庭的副院长的访谈中，他已经对案件的细节了如指掌，并且与合议庭的法官"交换了意见".这显示出了一种高行政级别的主体对合议庭决策过程的非正式控制。
但必须注意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法院内部的上述权力结构，来自法院外部的各种影响才能够控制案件审理的结果。这一法律制度本土化过程的内在原因在于本地的合法性问题的复杂性，全球化的制度要求、经济发展的压力、政治制度的影响以及本地的社会秩序都会对被移植的法律制度提出某种合法性要求。必须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一项由国家领导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而是在高速经济增长对司法工作的巨大压力下的产物。孙立平，2003，《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我曾访谈过清河县一位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执业的资深律师，当被问及法院院长对于司法决策过程的影响时，这位律师虽然在言词上有所保留，却毫不犹豫地回答："院长的权力特别大。例如，人民法庭的判决率在1997年达到了最低值（01093），而1997年也是清河法院的人民法庭改革的一年。
图4中的例外数据（outliers）也显示出影响判决率的另一个因素——临时性的司法政策。强世功，2000），而它在今天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人民法庭里的司法工作方式。」与人民的传统观念之间的巨大张力的一个后果。首先，清河县高速的经济增长引发了许多经济合同纠纷，包括购销合同、借款合同等等，而这些经济合同纠纷的数量在1982-1996年间大量增加。
在传统的社会秩序、社会主义秩序与市场经济秩序共存的情况下，被移植的法律制度的意涵所显现出的多元性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法律"多元，而应当是一种更广泛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合法性的多元。当然，文中的一切问题都由我本人承担。对此文的后续性研究参见Kritzer Silbey，2003）。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文件里列出了许多案件审理之外的工作来使行政审判庭的存在获得形式上的合法性，然而，这些工作仅仅是行政审判庭人员实际工作中微不足道的部分，他们的绝大多数精力都用在了民事经济案件上。
法律规定重大疑难案件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而在清河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即使是一般的案件也处于庭长、主管该庭的副院长甚至院长的非正式监督之下。因此，调解虽然是一种具有正式法律背景的司法审判程序，它在民事审判的司法实践中的意涵却是被社会建构的。
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社会建构的过程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使这一制度反映出不同类型的合法性之间的互动，包括全球化的制度要求、全国性的司法政策、本地的社会秩序等等。我并没有像现存的大多数本土的法律社会学和法律人类学研究一样深入到传统社会的最远处，而是选取了一个正在经历显著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县来研究中国基层司法，是因为我始终相信，国家法与民间习俗的关系问题并不只是在现代与传统的强烈反差中才能最好地体现出来。
尽管这种影响是微小的，但决非微不足道。对美国法院的一项新近的研究表明，类似的基层法院对上级法院的服从在美国也同样存在，而对改判的顾虑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首要原因（Klein Hume，2003）。然而，人民法庭的地位并不仅仅是基层法院的派出机构。可见，"调解结案占85%以上，判决的不足60件"在这里被作为了"办案质量也有很大提高"的证据。在对法律多元理论的一篇经典综述里，梅里（Merry，1988）将这一理论按其研究的场所区分为关注殖民地和后殖民地语境的"经典法律多元"（classic legal pluralism）及关注发达工业化社会语境的"新法律多元"（new legal pluralism）。——，2000b ，《基层法官的司法素质——从一审判决上诉率透视》，《法学》第3期。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的法律移植与合法性冲突问题在中国基层法官的双重身份里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一争论的焦点在于"复转军人是否应该被安置到法院"的问题，而它的前提是这一现象在我国的法院系统里仍然广泛存在。
这5个人民法庭主要承担除县城以外的各乡镇的民事纠纷的解决工作，每年民事案件的结案总数都是县法院民庭的2倍以上。（一）工作量的不平衡性和行政审判庭的符号化功能 虽然清河法院司法组织的变迁过程清晰地体现出建设理性司法系统的努力，在实践中这一科层化的组织却形成了断藕现象——法院工作人员的实际工作与其正式职务经常迥然不同，而不同审判庭工作量的极度不平衡则是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
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清河法院的情况在我国法院系统里绝对不是一个例外。关于中国基层法院的统计数据非常稀缺，因此很难将清河法院的情况与全国性的数据进行比较。
制度变革的倡导者和实施者们都应当审慎地考虑，制度层面之外的变革是否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如何根据中国的民情塑造一种中国法治进程所需要的公民伦理，便成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其次，与经济相关的民事借贷、债务等案件的数量也随之明显增长，甚至连离婚案件的数量在1994-1996年间（平均每年27513件）也比1982-1993年间（平均每年13511件）有了显著增长。」但他们的数量也在减少。清河法院在1978-2000年期间人员构成的变化情况也反映出了这些趋势。
羊绒、汽车配件、摩托配件、合金刀具和耐火材料并称清河县的五大行业，其总产值占全县的84.6%（1995年），其中仅羊绒行业的总产值就占全县总产值的62%.事实上，清河县的经济增长与羊绒产业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羊绒产业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截至1995年，已涉及全县207个村，并形成了东高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三力羊绒制品有限公司等全国范围内的知名企业。苏力的研究明确地对盲目的法律移植提出了质疑，进而论证了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路，即回到中国社会，从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性以及正在进行的社会制度变革中寻求一种"本土资源"，以此作为中国实现法治的基础（苏力，1996）。
」合议庭有义务提请院长决定将重大疑难案件提交给审判委员会并执行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当事人的预期事实上反映了当地居民对于通过法院解决纠纷的态度。
在法院系统内部，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均被称为"干警"，这一称谓与对公安、检察机关人员的称谓完全相同，并且沿用至今。而除了1991年和1995年，清河法院人民法庭的民事案件判决率也都低于全国各级法院民事案件的平均判决率。
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例如：Peerenboom，2002。（2）有利于合议庭的组成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4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不同人群法律意识的区别会导致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人们在诉讼中的不同要求。因为调解在国家法律与各种社会秩序之间形成了一个中间的法律与社会空间（intermediatelegal and social space），这便成为一个国家法、习惯法以及社会秩序为建立自身对调解制度的控制的冲突空间（Merry ，1992：170）。
」经常产生仅仅具有符号化功能的制度，而非正式吸收（informalcooptation）则往往会对组织决策形成实质性的控制（Selznick，1966）。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生，尤其是法律专业的毕业生，从80年代后期开始在清河法院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青睐。
根据我对清河法院一位副院长的访谈，民事和经济案件的大幅度增长主要是因为随着国家立法和政策变化，各种新的案件类型纷纷出现。于是，对西方各主要国家（包括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立法的移植便成为这一规模宏大的立法活动的核心（Alford ，1999：198）。
无论研究对象是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还是城市发展的制度变迁，只要我们关注法律制度与其组织、社会、政治语境的关系，这些制度运作中的社会建构过程就将会得到体现。贺卫方在他的研究中对这种本地关系网络对法官的司法活动造成的压力提出了批评，并认为法院里的主要法官应当不在本地任职（贺卫方，1998d ：67）。
